剩下的

随着那些见证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的人的去世，档案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然而，纪念和纪念这段历史的材料是由纳粹政权官僚主义的过度行为和试图将其受害者铲除得无影无踪的企图决定的。朵拉·奥斯本的书遗存:德国记忆文化中的大屠杀后档案(Camden House, 2020)认为，柏林共和国的记忆文化以档案转向为标志，反映了这种从具象到外化的物质记忆的转变，并回应了“奥斯维辛之后”档案的特殊地位。在这一记忆文化的晚期阶段遗留下来的是大屠杀后的档案，它立即确保并困扰着大屠杀记忆的未来。

借鉴弗洛伊德、德里达和乔治·迪迪-休伯曼的思想，这本书追溯了当代德国记忆文化中档案转向的政治、伦理和美学意义，跨越不同的媒介和流派。在对最近的纪念活动、纪录片、戏剧以及散文叙事的讨论中，它认为“档案工作”的表现不仅对当代记忆工作至关重要，而且从根本上挑战了它。所有这些都与纳粹过去的物质遗产有关。

Lea格林伯格德国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德国犹太人和意第绪语文学和文化;批判性性别研究;多种语言;以及后南斯拉夫移民的文学作品。